从1984年成立开始，协和医院的加强医疗科在您的领导下，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现代化监测系统，集临床、教学和科研一体的危重病医学科，您能介绍一下这二十年发展的历程吗？<?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我是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作为国内首批访问学者到法国巴黎进修危重病医学。当时，我的导师曾宪九教授和我谈话，认为有必要在国内建立危重病监护单位。到巴黎之后，对我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ICU的特殊医疗设备和治疗条件，各种监测仪可以持续、动态地监测到各项生理指标的变化，对病情能有及时的、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当时国内从未见闻的。另一方面，危重病医学需要临床实践的基础，也更需要病理生理学等基本理论和知识。这两方面的结合，很自然地体现在日常医疗，以及巡诊查房时上级医师对年轻医师的提问中。当时，我白天在临床工作，晚上则需要阅读有关的书籍和文献，这种补课还是很紧张的。体会到对危重病人的治疗需要抓早期，要求反应快速，把监测的各项指标反馈到临床，及时调整治疗，体会到“床边”工作的重要性。在支持某一器官功能时，注意对其它器官功能的影响。多方面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对危重病医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回国后，在医院和曾宪九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从一张病床一个病人开始了临床工作。那时只有我和马遂医师两人，还有五六名从外科志愿到ICU工作的护士。我们基本上24小时都在患者的床旁，晚上在病房休息，病人有情况随时观察处理。之后不断有医生、研究生和护士加入到这个集体，设备不断更新，工作也不断拓展。当今，ICU已成为现代化医院中具有特殊医疗功能的一种新型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这种发展趋势是医学科学进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把危重病患者集中在特殊区域，并建立一个从事危重病救治的医疗专业。协和医院ICU的发展，固然需要专职医师和护士的努力，发挥ICU的特殊医疗功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协和医院各专业科室的密切合作，发挥各专科的综合优势。这也是我从事二十多年危重病医学工作所获得的经验。

    您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危重病建设道路，您觉得我国在发展ICU专业的优势在哪里？目前存在的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危重病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丁格尔年代。当初的出发点在于把危重病患者安置在临近护士站的周围，以加强巡视，提高效率。上世纪30年代左右，德国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首先建立了具有初级监测功能的术后恢复室。之后美国也成立了加强医疗病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建立的创伤单位，以及战后成立的麻醉恢复室，实际上是ICU的雏形。五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在北欧大规模流行，明显促进了呼吸ICU的发展。我国首批较具规模的ICU建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数量上发展较快，水平参差不齐，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合格医师和护士，病床与护士的比例、医生和护士的比例明显失调，危重病医学作为一个亚学科尚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临床医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器官或系统划分为不同的专科。这种传统模式对于危重病医学将是不可取的。不难理解，单个器官功能衰竭而其它器官功能尚处于可代偿范围者，与单器官衰竭同时并发其它器官功能衰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就治疗和预后而言，两者差异很大。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典型的例证。然而，尽管危重病的病因呈多元化，在疾病的演进过程中，却遵循着共同的病理生理学规律和治疗原则。对于不同专科来说，其危重病的加强医疗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不同专科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哲理却是不同的。因此，危重病医学需要将各专科的力量结合起来，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加强医疗服务。不同专科的结合也将产生积极的效应，使不同专业的知识、技能和哲理不断丰富并拓展这个新领域。所以，ICU作为危重病医学的临床基地，既要显示其固有的特色，又不能脱离所在医院各临床科室的综合优势。

　　此外，ICU中的大量工作是由护理人员承担的，比如对病情的初步观察、物理治疗、生活护理等等。但是，目前普遍存在对ICU护理人员的重视不足现象。应该对ICU护士的专业培训、职业前途以及待遇等方面给予关注。

    与国外医学发达国家相比，我国ICU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人才培养很关键，请您谈一谈有关ICU专科医师的培养问题。

 　　在美国，危重病医学会创建于1970年，由代表外科学、内科学、麻醉学和儿科学等领域的26名学科带头人发起。至今，会员已超过2000人，并接纳国际会员。每年召开科研与继续教育会议，学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1980年，美国医学专科委员会将危重病医学定为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和麻醉学的亚专科，并允许不同的医学专业学会决定各自的培训要求，颁发各自的危重病医学证书。
　　危重病医学是知识面较广，发展迅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这个领域里，受过充分训练的专业人员需要具备扎实的内科学、外科学基本知识和临床实践基础。北京协和医院ICU在创建之初，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曾急于把应届毕业生直接投入ICU的日常工作中，虽然加强了实践中的学习，但多少也忽略了临床医学基础的培训。因此，从年轻医师的全面发展来看，选择内科、外科或麻醉科的住院总医师再继续接受两年的ICU专业轮转培训，方能进入专业定位。为保证专业质量和发展，以及保证危重病医学专业医师和护士的职业晋升，明确上述学科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常用“十年磨一剑”形容做事下功夫之深。您主持的“全身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经历近二十年的研究过程，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您当年是如何发掘该课题并持之以恒进行研究的呢？<?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曾经说过：“要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提高到基础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再回到临床实践中求证。如此往复循环，使认识不断深入。”基础脱离临床，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临床脱离基础，终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两种倾向都将窒息学术思想，阻碍学科发展。如何搞好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结合，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
　　现代医学的进步挽救了很多危重病患者的生命。然而，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仍高达50％左右，由感染或创伤诱发的序贯性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病死率仍徘徊在50％－80％之间。这些基本情况，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明显改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曾进行了耗资巨大、大规模的、跨国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就目前的结果来看，没有任何单项治疗方法、单一药物能够改变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预后。因此，寄希望与寻找什么灵丹妙药、急于求成是不现实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临床医学与病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在更深层次的结合，对发病机制的理论假设提出了质疑，对传统的诊断标准和方法，现行的治疗方案和策略进行了评估和探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面对这种形式，需要老中青三代人的积极性和共同努力，以青年为主体，合理利用限有的医疗资源和科研资源，切实作好危重病医学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我们进行的有关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也与一批批研究生所作出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协和医院ICU承担了大量进修医师的培养工作，早期的进修生中，多数已经成为各地医院ICU的负责人。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所培养的研究生也多在危重病医学领域颇有建树。能否请您谈一谈危重病医学的继续教育问题？

　　可以认为，危重病医学发展的出路在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结合，关键在于观察、理解和发现，而培训专业人员是当务之急。医学继续教育的特点在于老师与学生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带教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在研究生确定课题方向之后，学生进行文献检索并综述，对我就是一个对新知识、新进展的再学习。另一方面，老师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当年若不是曾宪九教授指导我去进修危重病医学，我现在肯定也不会从事我所热爱的这个事业。谈到临床继续教育，现在有些年轻医师在临床工作中仅满足于一些技术操作的成功，这是错误的。现代监测手段并不能全部代替传统观察和体检手段。举个例子，肺动脉漂浮导管，成功完成放置操作并不是最终目的。分析从导管所获取的血流动力学数据，用于对临床的指导，动态观察临床处理后病情的变化是更重要的。最不可取的是进行了先进的监测而没有人去观察所测定的指标。同样，抄袭处方或指南，而不知其所以然，都不可能发展科学。

　　作为危重病医学会的主任委员，能否请您对我国危重病医学发展前景作一展望？

　　在世界范围内，危重病医学是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差距。多渠道地开拓与国外先进医学组织的联系与交流，在国际论坛能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在我国，近期的主要任务包括：

　　1）危重病医学在医学科学领域内的定位。理顺危重病医学与内科学、外科学、麻醉学、急诊医学等临床专业学科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论何种疾病在进入危重病阶段都遵循着共同的“通道”，危重病医学在基本概念和哲理方面尤具独特性，但是其原发病或基础病毕竟具有各专科的特性。作为危重病学会，可以独立。根据目前我国临床ICU总体发展水平来看，我认为危重病医学尚处于临床亚专科水平。作为学科应明确定位并理顺与各专科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大前提；

　　2）规定ICU的特殊医疗功能和医护人员职责；

　　3）着手制订危重病医学教学大纲以及培训、考核与晋升制度，以保证专业质量；

　　4）危重病患者加强医疗和护理工作规范化；

　　5）引进并发展新监测技术、新医疗器械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提高早期发现和及时评估治疗效应的能力，加强生命支持体系；

　　6）建立投资－效益评估体系，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7）促进科学研究，探索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切实加强两者的结合。愿有志从事开拓研究和艰苦实践的临床医师、基础医学研究人员、研究生等同道们共同努力，促进危重病医学在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